摘要：目的分析京沪两地识别妇女保健需要权威程度的变迁情况及其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系,并验证识别妇女保健公众需要权威程度量化评价的可行性。方法从研究机构、专业机构和政府3个层面出发,收集2000-2017年京沪两地发布的所有妇女保健敏感指标公开信息,运用描述性方法等分析两地发布妇女保健需要信息的变迁情况,并运用Spearman相关、单因素回归等分析识别权威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系。结果上海政府等机构共同发布妇女健康敏感指标信息情况略优于北京,共同发布信息的问题数占比由2000年的30,0%提升至2017年的40,0%,北京则由2000年的0%提升至2017年的30.0%,其中育龄期保健类型上海三类机构共同发布信息的问题占比保持在40.0%水平,北京最高为20.0%,孕产期保健类型京沪共同发布情况2017年均为50.0%,但上海在2000年已发布问题占比已为25.0%;最终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权威程度北京由40.5%提升至63.1%,上海由59.9%提升至69.9%。两地识别权威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均存在负相关,其中上海的相关程度高于北京,相关系数为–0.710,北京为–0.484,京沪识别妇女健康需要权威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均存在负影响关系,方程解释程度为37.2%和47.1%。结论适宜的妇保体系应加强政府等主要部门对健康需要的识别,上海识别妇女保健权威程度提升对健康结果作用略高于北京,专业机构应加强对妇女保健信息的识别与发布,促进妇女健康水平的提高。

摘要：目的综合分析京沪两地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程度的现状和差异,明确评价准确识别程度的意义并尝试验证对其量化评价的可行性。方法穷尽收集政府等发布的涉及京沪两地妇女保健敏感指标的公开信息,运用描述性方法分析两地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变迁情况,并运用Spearman相关、单因素回归等分析准确识别需要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系。结果通过对识别的权威程度、及时程度、连续程度、最具权威的报告数据收集系统程度以及识别的可信程度5个层面综合分析,得到上海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程度由2000年的22,8%提升至2017年的34,6%,北京由2000年的14.5%上升至2017年的25.8%。上海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程度对孕产妇死亡率存在负向影响关系,相关系数为–0.761,北京未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结论适宜的妇女保健体系应能够系统收集并正确把握妇女健康需要,上海准确识别公众需要对健康结果的作用略高于北京,但两地识别需要的连续性与系统性仍较为不足。本研究用以量化表达准确识别程度的方法科学可行,可被应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

摘要：目的评价京沪两地妇女健康需要对妇女保健目标动态调整的影响程度,并检验量化指标的可行性。方法系统收集两地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中关于目标的表述和发布问题敏感指标信息的权威报告,量化计算目标的动态调整程度;运用Spearman相关、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根据妇女保健需要目标的动态调整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北京2017年妇女育龄期、孕产期目标的动态调整程度分别为10,0%和25,0%,上海2017年妇女育龄期、孕产期目标的动态调整程度分别为20.0%和25.0%;两地2000-2017年妇保领域目标动态调整程度呈现波动趋势,2000年均为0.0%,2017年分别提高到17.9%和21.3%。两地妇保领域目标动态调整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均无相关关系(P> 0.05)。结论京沪两地依据妇女健康需要动态调整目标的程度较低,两地健康需要对妇女保健目标动态调整的影响未充分体现;经验证,本研究采用的量化指标用以评价妇保体系状况是可行的,该方法可推广应用于其他地区和其他公共卫生领域。